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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有点沉重的故事，它让观众由轻松的笑逐渐收敛成一种凝重的沉默。我们无法划分，它是属于喜剧还是悲剧。人生本来就是悲喜交集的，决不可能像类型片一样，简单地界定与归类。就像道德层面的好人和坏人，我们有时也无法准确地判定。好人干坏事，坏人干好事，我们能笼统地将他们算成好人或坏人吗？影片中正是搀杂着这种混乱，这种不明晰、这种矛盾，它搅扰得我们不能畅快地笑、不能痛快地哭，让人有种无以言表的难受和委屈。
影片中有四股力量，警察与黎叔，是两类极端的天敌，这两拨力量都按自己的活法生存着，我们容易理解。对于傻根，我们就不能按惯常的眼光去认识了。傻根淳朴得像个幼儿园里的孩子，他实质上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傻根这一形象，早已脱离了生活的真实，成了与佛、与胎儿一道唤醒王薄王丽良知的一种直观的符号。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王薄王丽，他们摇摆在这三股力量之间，犹如面对着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人生的痛苦就在于比较和选择，更在于彻底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影片一开始，王薄王丽的所为，就注定了他们黯淡的结尾，无论王薄王丽怎么费力，都无法洗白和赎罪，无法逃脱命定的归宿。这种沉重不是结尾才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有，并逐渐加重的。当影片把王薄王丽从坏人堆里挑出来，当成好人来塑造时，观众先是一笑，当观众不知不觉地将王薄王丽认同为好人，乃至天下绝顶的好人时，影片又冷漠地将观众的幻觉打碎，这是影片的残酷、还是生活的残酷？这是影片给我们布置的课后练习。
香港可以让英雄本色里的大盗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逍遥法外，内地绝不肯让刘德华、刘若英全身而退。这是内地影片同香港影片的根本不同。跳出同一题材的英雄本色与天下无贼，突然发现这种不同还存在于两地的历史题材影片中，香港能轻轻松松地戏说历史，能新编，能杜撰，大陆则不敢越雷池一步，偏历史史实于半毫。再细细一想，这种艺术倾向的不同是广泛存在的，决非局限于某个艺术领域里的个案。这便是两地的文化差异。
我们津津乐道于天下无贼的成功时，发觉市场的目光却汇聚到同一档期公映的港片功夫。功夫使天下无贼的票房略处下风。冯小刚说，功夫的投入比天下无贼大的多，票房高点是应该的，若论单位投入与产出，天下无贼要比功夫强多了。我们只能将冯小刚的那番表述理解为一种冯式幽默。票房不能说明一切，但至少可以证明一部影片的商业价值。尽管我个人更喜欢天下无贼一些，但我们不能漠视票房，以及隐含其间的一种对功夫、对周星驰的肯定和赞许。
同属娱乐片，天下无贼偏正，功夫趋谐。周星驰无厘头的恶俗，与葛优、范伟的小品式的幽默，品格迥异。从观众的欣赏趣味、电影市场的运作方式、电影人的偏好与气质上来考量，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明显的文化差异，如何面对这种差异，冯小刚曾说“谁都别当文化纳粹，怎么就非得你那样的，不允许我这样的。”香港凤凰卫视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中华民族是个大家族，尽管大陆与香港在文化形态上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和风采，但对文化的认识上，此刻却达到了一种共鸣。功夫的导演周星驰还邀天下无贼的导演冯小刚，在功夫中友情客串了一个小角色。两地艺人不是相互贬损、指责而是彼此理解和尊重。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那种单边主义的强权路线，在文化上也是行不通的。中华文明得以绵延几千年而不衰，不正是源于“厚德载物”的包容性吗。这也是中华文明所褒有的东方智慧迄今仍熠熠发光的缘由。基于这一点，我们要为艺术的多元化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