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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又要来临了，我在正义网－检察日报（2007年06月04日）上看到一则报道：从今年9月1日起，重庆市的学校如果公布考生成绩、名次，炒作“高考状元”校长将被处分。这是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简称条例)规定的。条例规定，9月1日起，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的成绩、名次等信息。重庆市各学校如果擅自公布高考、自考等考试成绩和名次，将涉嫌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学校顶风而上，比如炒作“高考状元”情节严重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将获相应行政处分。
实际上，教育部在95年就发布了高考宣传的“八不准”明确规定：不得对高考成绩进行排名，不得围绕任何高分考生个人进行宣传。相关部门也主张不要恶炒“高考状元”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96年高考成绩一公布，几大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等发布了“2006年高考‘状元’榜”甚至官方网站新华网也加入了，所公布的信息中，不仅有各地“状元”们的名字、学校、分数等基本情况，甚至还附上了“状元”们的“玉照”尽管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消息的传递依然快得惊人，发榜当天“高考状元”的信息就以“喜报”、电子滚动显示、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接受媒体采访等不同的方式透露了出来。热捧高考“状元”是中国历史浓烈的状元情结作怪。赞成者说，尊重人才、推崇成功者，这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无甚不妥；反对者说，高考“状元”的称呼，本质上就是显现了科举的尾巴。
关于高考状元，早有争论的结果是不科学，不易过分渲染，因为高考的分数，不能全面准确地代表一个考生的真实的能力，潜力，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当年并非什么省市状元。有研究表明，一个班级排名前10名左右的学生将来更可能成为杰出人才，这个现象被称为第10名现象，因为这样的学生学习能力不错，往往又不是死学，而又更多的独立思考，更多的爱好，更多的创新精神。一个班的前10名都是优秀人才，那一个学校有几个班？一个县市有几所中学？全国有多少个县市？可以说，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都是优秀人才，他们中谁更优秀，将来谁更可能取得成就决不是高考分数能甄别出来的。
虽然科举制度早已被废除，但科举制度近几年却被再次提起。早在2003年8月8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举办了第二届“中国‘金榜’文化节”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于当天在灵水村的中心地带奠基，预备年内开工。这一张扬“金榜”文化的举措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灵水村在明清时期出过22名举人和2名进士，因此被誉为“举人村”“‘金榜’文化节”的前身是灵水村拥有300余年历史的“秋粥节”每年立秋的那一天，灵水村的村民自发聚集在一起喝粥，纪念在1668年和1682年的两次灾荒中用米粥救人的刘举人父子。2002年，为了宣传灵水村的举人文化和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门头沟区政府决定把每年的“秋粥节”更名为“中国‘金榜’文化节”“历史确实是不该忘记的，但回望历史需要选择。‘金榜’文化到底有多少文化含量？想想历史上有多少范进和孔乙己在科举文化的背景下变得不人不鬼，大概就可掂出它的分量了。这样的文化是一种害人文化，还有张扬的必要吗？”江苏省宿迁日报社记者孙正龙在他的文章中质问。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彭林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指出，科举制度比起前代的世袭、养士、孝廉和九品中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制度本身所体现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以后的选拔制度中是不变的。彭教授说，江苏常熟和苏州等地都把当地进士和建国后的两院院士一起列为当地的名人，供后人瞻仰纪念，这展示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和积淀。灵水村的村民有这种意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早在文化节开幕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这次文化节上，将有“全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的62名高考状元一道，身骑高头大马，胸佩红花绶带，接受与会官员的检阅，他们的名字将被造册铭记、刻石碑传，珍藏在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内。”但由于准备仓促，开幕当天到场的只有宜昌市和上海市的两名状元和当地考分最高的4位同学。对于文化节把高考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是否妥当，本次活动的组织单位和当地村民强调了这种“金榜”文化对当地文教的促进作用。四川大学政治学院的祝俊初则认为，科举制度有它闪光的一面，但与之相连的极端功利的教育导向及普遍伴生的政界腐败等也是人所共知。不分青红皂白、囫囵吞枣似地拿起封建科举制度这个名目就隆重地推销、热情地搭台、将今天的高考制度在文化的名义上一把攀援附会到这个早已作古的东西上面，便不止是太过牵强，而且是大为不妥。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据了解，目前，当地政府已把“金榜”文化和当地的民居民俗一起，列为旅游规划的重点项目，即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开发。
香港大学来内地招生已经有几个年头了，最近成为热点新闻是因为他们把各省市的状元用高额奖学金等诱惑给录取走了，国内媒体称为“掐尖”并称北大清华因此沦为二流。香港大学对各省市状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用非常优厚的条件来吸引状元，例如今年的山东理科状元，一个女生，被香港中文大学给予50万港币，四川理科状元也被该校颁发50万港币，还引起了香港多所高校对该生的争夺。香港大学这样做，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呢？难道只有高考状元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吗？高考的榜眼，探花，也就是省第二名，第三名，乃至第十名就不是人才了吗？
香港大学的做法，客观上强化了大陆学生对分数的崇拜，你是高考状元，就能获得50万港币，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差一分你不是，就没有，香港大学把分数的重要性炒作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省市状元在经过几年的媒体低调宣传之后，再次变得炙手可热起来，成了千百万学生神往的，无数家长羡慕的成功典范，这无疑极大地强化了应试教育的观念，死读书，考高分，更强烈地成了全中国学生的共识，而所谓素质教育，所谓创新精神，更没有认同了。这是一种媚俗，表明了香港大学急于炒作自己，提高在大陆学生中的知名度，赢得一流生源的心态，这应该和重视学术创新，重视人才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的香港大学的理念不符合的。
某地两所重点高中去年就为“状元”究竟属于谁的问题，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口水仗。一所高中抢先发布了状元出自本校的新闻，另一所马上对媒体称，自己有一位考生的总分被算错了，经过重新计算后的真实分数，比上述高中的第一名还要高出一分。围绕分数究竟是刚开始计算有误，还是后来被做了手脚，两所高中随后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媒体步步跟进，不断推出“重磅新闻”终于使这场争论成为当地居民街谈巷议的焦点话题。清华大学一学生弃学失踪近两月，他却曾是高考状元。据清华大学老师介绍，谭金平同学性格孤僻、做事执著，2001年考入清华，入学成绩在系内名列前茅。但到2002年，220名学生中，谭金平名次下降到200名左右。2005年，谭金平因学分不够被延时毕业，后来便失踪了，非常可惜！
今年来，许多朋友们都在关注高考、中考，关于高考移民更是在这几年就引起诸多争论，今年，海南省高考状元被取消录取资格，此现象一；著名法学学者贺卫方拒绝招收硕士生，此现象二；著名画家陈丹青因招收不到满意的学生向清华大学辞职，此现象三；上海某大学讲师因没有发表一篇论文而至死未能评上教授，而该教师却因授课好而闻名该校，此现象四；北京某大学欧阳教授以试题换身体交易，此现象五；上海某大学陆教授嫖娼，此现象六；湖南某大学一教授因直接翻译外文材料作为自己的文章发表后因剽窃被处分，不到半年再次出现同样情况，此现象七；在韩国召开一次学术探讨会，我国两名教授向大会递交了同一篇论文，而该论文却均非二人所写，此现象八；在许多高校的考试中，包括平时的期末考试，计算机考试、外语四、六考试，硕士生入学考试、没有一块清静之地，此现象九；小学大叫素质教育，初中高中大搞应试教育，此现象十；小学语文卷中国人搞不懂，四六级外语卷外国人搞不懂，此现象十一；某县教育局下令该县实验小学今年只招收政府机关子弟，此现象十二等等，令我们震惊，现象之后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今年读者刊登了韩先生的一篇文章世上已无蔡元培，谈到大学的精神，谈到蔡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因为少了一个蔡元培，而是缺少了那样的一种精神！
把媒体近几年所有的教育报道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时，他们会痛切地反思只重分数，不重能力的“应试”教育；但每到中考、高考结束，他们又会沉迷于“状元情结”而难以自拔。而且每次都言辞恳切，诲人谆谆。报道上的自相矛盾，媒体不是不知道，记者本人也不是不知道。但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至少不至于因为不做状元报道被竞争对手抢走读者。虽然他们也知道，报道的最大受益者，是提供“状元”线索的学校——他们因此可以吸引更多的择校生，收取更巨额的“择校费”但从众和迎合读者的心理，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抬轿者。当然，或许媒体自己也有直接的利益考虑。这是我们教育的心痛也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今年的高考又来了，我们真诚希望媒体能爱护我们的学子，救救我们的考生！